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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暤说，这是非常艰苦漫长的过程，单靠企业很难完成，需要和大学、科研机构深入合作。
根据刑法，挪用资金的数额大小直接影响到判刑的轻重。从资金使用对价的角度分析，唯独在挪用资金罪中，单纯的使用行为足以构成对财产的犯罪。
正因如此，法院很少考虑行为人与单位之间的财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可能的出罪事由，而只重视行为本身是否合规。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也就不知道由谁来谅解了，从而少了一个获得谅解减刑的理由。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这不得不使我们警醒，是司法制度的无力，还是法律规范本身障碍了正义的伸张？ 二、立法的缺陷 企业家触犯挪用资金罪的频度排名第五，挪用资金罪被称为企业家绕不开的坎。因此，只要不修订立法，它将继续成为高悬于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注：本文基于CEI中国企业研究所课题《挪用资金罪的立法限制》展开，课题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金林，成文期间多获得陈教授指点。侵占罪不仅侵犯了使用和收益权，也侵犯了处分权。以广义储蓄来衡量，今天中国的储蓄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经高达 50%，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第三，我们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论点。但是，如果每个家庭都认为只要我比别人储蓄多一点，儿子成为光棍的概率会降低，就会刺激家庭增加储蓄。我们在前面说到，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会刺激家庭增加储蓄，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说，没有男孩的家庭也会因性别比例失衡而提高储蓄，这是性别比例失衡的一种溢出效应，产生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 是房价。而且有些人说已经有上述一些理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因此对新的理由持怀疑态度。
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是很重要的因素。政府行为短期内可能有用，但是长期老是靠政府的需求作为内需的动力，也有很多缺陷，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主要做法， 最后还是要回到降低居民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上去。
2005年，雷曼兄弟开始持这种观点，而且被广为接受。这是很严重的失衡：对应于每 4个女婴就有5个男婴，换句话说，每5个男婴到应婚年龄时基本上有一个会成为光棍，我说基本上，因为这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些男性到应婚年龄时会不结婚，有些男性会出国或者同其他国家的女性结婚，或者和更年轻的女性结婚，也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严重的男 女比例失衡。我们的这个观点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登出，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纽约时报》英文版在 6月 22日和 6 月30日两次刊登我们的观点，也有很多人反对。在过去的30年里男女比例就逐渐上升，也即男婴与女婴的比例逐渐上升。
广东的马大嫂需要的储蓄比内蒙的王大嫂要多。对于婚姻市场上 越来越恶化的男女比例失衡，有男孩的父母就会设法提高儿子结婚的概率，尽可能使他不落入3000万光棍的行列2017年末银行的传统信贷占社融的74%，但是去年7月份到今年6月底已经上升到96.5%，直接融资几乎消失，直到过去几个月才恢复了一点。按照国家规定，国企杠杆率要降2个点，国企也基本上做到了。
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然后是2004年到2010年出口增长带来的景气扩张期。
要理解这一点，要先从中国的经济周期说起。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大池塘里面养鱼，有大鱼和小鱼，大鱼肯定吃得多，如果发现大鱼吃得多干脆就不投食，结果会发现小鱼死得更多。
2016年之后，因为外汇储备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但为什么今年5万亿下去，效果却不明显？因为地方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被大大抑制了。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 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了解扬润大桥的盈利能力怎么样。城投债目前还没有一只违约，原因不是它们的表现都很好，而是因为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资管新政及其后果 去杠杆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余永定虽然不认可现有的潜在增长率估计，但坚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6%以上。
资管新政虽然给了三年的窗口期，但是，一旦宣布，事实效果是立即实施，新产品和新业务都按资管新政实施。反对方的意见是，政府不应该像余永定建议的那样，加大财政和货币的逆周期操作，因为这等于走大水漫灌、加大投资的老路，助长中国经济的虚胖。
资管新政实施之后，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被大大压缩，因此今年虽然地方政府获得5万亿的国债资金，但效果却不明显。中美贸易战开打有一些影响，但最重要还是资金量急剧下降（2018年新增社融19.2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14万亿元）。
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彻底管死。和前两条不同，这条措施从根本上不完全正确。
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为投资者配置和组合风险。尽管手段仍然存在争议，但去产能、去库存基本到位。另一方面，它们的资产在流失。中国的杠杆率的确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太高，去杠杆的目标也是要去这两个领域的杠杆。
本文的观点是，过去两年的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而是因为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资管新政——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资管新政未来的调整方向，我觉得有两方面： 一是要允许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打包。
之后是2011年到2015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景气下降期。所以，这几年央行发的货币更加接近于美联储的法币。
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分析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16年之前资产扩张主要靠外储的增加，因此不能怪央行多发货币。
2019年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规模都很大，地方债新增5万亿元，上半年新增社融13.23万亿元，相当于2016年全年的四分之三，但为什么2019年的经济没有出现2016年的复苏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资管新政把毛细血管堵住了，资金无法从银行流出去。资管新政实施之前，资金池泛滥，形成类似于存短贷长的期限错配现象，从而造成潜在的支付风险。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取消掉，导致金融机构运营受限。去年上半年，股市下跌30%。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也暴露出风险，但他有一套办法把底兜住。所以，要想控制杠杆，就要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帮老百姓处理风险。由此观之，2018年以来的增长减速是在前一年复苏的前提下突然发生的，没有必然的基本面基础，而是和去杠杆过快、过猛有关。
资管新政要求银行把资管业务剥离出去，成立独立的资管公司，方向是正确的。小额信贷公司向小企业要的利率是24%，非常高，银行也不敢要这么高。